云南陶瓷烧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滇中滇池区域，滇东北昭通地区，滇西保山地区和滇南的红河流域都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陶器实物。有猜测称云南古窑即龙窑出现的年代为元代，因为考古陆续在云南玉溪、曲靖等地发现了青花瓷碎片。云南龙窑柴烧的历史究竟可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考古专家给出的答案是明代。在云南，“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究竟有哪些，开屏新闻记者专访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戴宗品，让我们来听听考古专家说一说云南烧制陶瓷的历史及溯源考古研究。

历史进程中的云南龙窑柴烧史

近年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戴宗品对云南陶瓷的烧制做过一些考古研究。

他介绍，从云南考古发现的烧窑史看，传统的烧窑方式主要有两种窑，龙窑和馒头窑。龙窑顾名思义，它就像龙一样是长形的，其主要烧制的是生活用品类的器皿，如罐、坛类生活用品等，它依山势而建，自低而高，通过自然风吹进窑内，以利于柴火温度的提高，从而烧制出成品；馒头窑则主要以烧制砖瓦为主。

“龙窑一次烧柴可达十数吨，但成品率并不是百分之百。”戴宗品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对廉价的杯盘碗盏的需求，各地开始探索陶瓷的其他烧制方式，包括当时的云南建水陶瓷厂，也开始探索用煤炭烧制陶瓷，因为这种方法可以烧制出标准化和数量较多，成品率也较高的器具，烧制程序也相对简单。之后，陶瓷厂开始大规模投入这种工业化和规模化的生产。600年来一直沿用的柴火烧窑的方式改用煤烧，也就是业界所说的轨道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私人对个性化陶瓷的审美追求，一些人开始打造个性化陶瓷。柴窑的烧制烧出来的产品具有多样性，即个性，具有工艺和审美特点。于是，传统龙窑柴烧的烧制方式再次兴起。历史上，云南和全国的情况类似，陶器的烧制再次转向柴烧龙窑，除了烧制个性化的产品，即便是一些生活用品，也是私人作坊进行一些小规模的烧制，有柴烧、气烧和电烧，没有煤烧之说了。之后数年至今，柴烧开始兴旺，轨道用煤烧制器物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慢慢萎缩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今天，龙窑柴烧在云南各地都有。在玉溪，我们就能看到“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玉溪青花。

玉溪古窑遗址（记者  邓建华/摄）

说起青花瓷，人们多半想到的都是元代所产的青花瓷器，俗称“元青花”。而只有这元青花，似乎也才能载入史册，成就那千年“自顾自的美丽”。这种美丽也只能有一个地方——景德镇能够承载，似乎在天价的景德镇官窑青花面前，任何地方的青花都不值一提。

青花瓷把绘画和陶瓷结合在一起的釉下彩，烧制工艺极为复杂。而那素胚勾勒出的青花里，有云南的影子。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民族文化孕育出多彩的云南陶瓷，云南青花就是其中一种。它以钴作为发色元素一次性烧成白底蓝花或蓝底白花釉下彩陶瓷器，是一种具有明显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的民窑青花艺术类型。

如今，当我们来到位于玉溪市东约两公里的红塔集团旁瓦窑村市郊，依旧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玉溪窑古窑址，这里已是红塔区文物研究所的办公点。这是目前为止云南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口古窑。进入古窑口，我们能看到完好的龙窑的遗址，这个长约5米的龙窑，历经百年，写满沧桑。

1960年，云南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葛季芳等人在玉溪调查征集文物时，偶然听当地人说起发现过古代窑址，便做了进一步调查，在这里发现了“平窑”、“上窑”和“古窑”3处古窑遗址，并于1962年在《考古》杂志上发表名为《云南玉溪发现古瓷窑址》的文章，使得玉溪窑成为云南学术界首次发现的古代制瓷遗址，揭开了云南青花研究的序幕。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陆续在建水、禄丰、凤仪、祥云、昆明、曲靖，以及四川会理等地发现古代青花烧造遗址，加之墓葬出土的云南青花瓷器数量日益增加，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云南青花的整体认识。受建水与玉溪青花的影响，至今仍窑火不断的云南曲靖市越州镇潦浒还存留龙窑。

如今，在玉溪，一条叫做青花街的文创街上，无论烧制方式如何，各类青花瓷器千姿百态呈现在人们眼前，仿佛在述说着前世的因缘。

玉溪青花街（记者 邓建华/摄 ）

在玉溪，华宁县的陶也为众人周知。华宁陶古称“宁州陶”，其本质上是釉陶，以优质白胶泥为原料，可塑性强，烧制出的陶器质地细腻，色泽鲜艳。其色调丰富，除白色外，赤橙黄绿青蓝紫在陶器上都得以还原。尤其是其绿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2016年，华宁陶被批准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陶与瓷在于其温度不同，戴宗品说，华宁陶的温度低于玉溪和建水窑，虽然其釉色为金属元素铜而不是钴，但也是龙窑烧制，但其窑内空间很大，温度为800~900度左右，进去以后，其窑床是一个一个台阶呈阶梯分布，与广东的石湾窑是同一体系。

如今行走在古老的宁州古镇中，土基墙面上还可以看见各色的陶片，油润光滑，虽是残损的部件，仍然昭示着华宁窑口喧闹的过去，泥土与各种釉料经过匠人的双手的演绎，浴火之后的重生。

云南龙窑柴烧史可溯及明代

玉溪古窑的发现立刻引起国内外陶瓷专家的热切关注。玉溪窑青花无论器体造型、绘画风格、青花发色都具有元末明初的风格，代表着历史上云南釉下彩绘瓷器烧制技艺的全面成熟。

由于玉溪窑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1965年玉溪窑作为中国新发现宋元时期的古陶瓷，被考古学家冯先铭先生收入《新中国陶瓷考古的主要收获》一文，并在《考古》上发表《有关青花瓷器的起源问题》一文，将云南玉溪与江西景德镇、浙江江山并称为中国青花瓷器的3大产地。

约在明末清初，玉溪窑停烧，建水窑改烧细陶，形成以刻坯填泥和无釉磨制为特色的建水紫陶，建水紫陶一时间家喻户晓，其盛名盖过青花瓷。

戴宗品介绍，建水窑遗址位于建水县临安镇碗窑村，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87年被公布为云南省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保护面积约8.7万平方米，是云南已知古窑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且保存较为完整的古窑址，在中国陶瓷史中占有特殊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那么，无论是青花瓷亦或紫陶，近现代之前，都是龙窑柴烧的产物，它在云南产生的历史有多久呢？戴宗品说，有人认为云南烧窑史从元代甚或宋代就开始了，但从云南考古发现来看，明代才兴起。以建水为例，从考古发掘的瓷片看，始于明洪武年十五年（公元1382年）建水设临安府，一些贬官和兵士驻扎于此，因为经济和生活的需求，便开始烧窑制瓷。元代时期烧制在目前来看没有考古上的发现。

“建水和玉溪考古发现都是在同一时期即明代有了烧窑的历史，建水早于玉溪十几年或几年是有可能的。”戴宗品介绍，建水陶的起源是从越南到广西沿水路先抵达云南建水，之后再到玉溪。有人猜测建水柴烧传承自景德镇，但戴宗品说，到了明代，景德镇已经不再使用龙窑烧制瓷器。“所以建水的龙窑柴烧应该是从华南沿海地区即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带传过来的，因为那时华南地区还在使用龙窑，它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拐了一个弯传至云南第一站建水再抵达玉溪”。

戴宗品说，上述说法在对建水碗窑村的考古发现中确认，在建水窑的烧制中，同一时期并不存在景德镇瓷器的烧制工艺，相反，它采用的是华南地区龙泉窑传承而来的烧制方式。

2020年7月至9月，由戴宗品带队的云南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建水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以洪家窑、湖广窑为主，并对高家窑、大兴窑进行了调查试掘，对建水窑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清理出的窑炉、灰坑、灰沟等均为明清时期。

洪家窑和湖广窑出土的有青花瓷器和青花器，另有少量酱釉瓷器。青瓷器中有一类产品的釉色和器形都与龙泉窑青瓷风格接近，从其花纹装饰烧制方式上看，“我们推测窑场整体生产时间集中在明代早中期，创烧时间大体在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而非以往认为云南青花瓷始烧于元代的认识。”戴宗品说，碗窑村窑址还是一处古今沿用型窑址，从明代沿用至现代，在古代窑址中十分少见。发掘区内揭露的三座龙窑和周边的操作面，废弃沟、护坡墙、原料坑等遗址，表明在一个地点集中的备料、成形、烧制和成品分选等窑业生产的全部环节，这是一种小群体分散进行生产的模式，但各窑场间和窑场内部又有相对细致的分工。

碗窑村范围内分布有小规模窑址二十余处，因此这里的窑业呈现出一种总体分工，分散生产的商业生产模式，与同期中原地区景德镇、彭城等地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和高度的专业化生分工的生产模式有较大差别，而与广东佛山、石湾窑的生产模式相似。

另外，淡青釉瓷器、仿龙泉青瓷器、青釉瓷器、青花瓷器出土于相同层位，说明几类产品同时烧造。仿龙泉青瓷类产品的器形和装烧工艺，与浙江龙泉青瓷生产传统有密切联系。该窑址是明代迅速出现的，遍及福建南部，广东、广西沿海地区的仿龙泉生产区域最靠近西南的地点，生产时代与龙泉窑中心区生产衰落的时间相始终。而与景德镇窑有密切联系的只是青花瓷的器形和纹饰。

“建水窑在某些生产技术上，与红河流域下游的越南地区制瓷业有较密切的联系，共同构成了红河流域制瓷业较为独特的技术体系，其在元末至明代前期海上贸易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模仿与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戴宗品认为。

另据考古调查，玉溪华宁陶烧造时间亦为明初，兴起于明洪武年间，清代达到鼎盛时期，至今已有将近650年的历史，但部分专家并不认可这一说法。清代达到鼎盛，当时形成了陶器自由交易市场，有“祭窑神”的活动。华宁陶到了解放后，几乎成为云南千家万户家中必备的生活用具，特别是杯盘碗盏。

600年窑火不断更应珍惜和传承

戴宗品说，建水和玉溪窑都是青釉瓷和青花瓷同时开烧，既融合了龙泉窑的烧制方法，也参考了景德镇的工艺绘画技术，且云南青花瓷是特别的大类，景德镇的青花原料钴料后期主要来自于云南，特别是到了清代，云南原料几乎占据了景德镇的半壁江山。云南的历史上还有一种料很有名，叫珠明料，珠明料是云南顶级的青花料，当时是运到景德镇去给官窑青花使用，民间是不能使用的。而景德镇所烧制出来的青花瓷色泽明艳，而云南青花瓷自有其特点——朴拙、稳重、清淡，因此，云南青花在瓷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所以，这和龙窑这种传统的烧制方式是分不开的。”戴宗品说，在旧时，龙窑烧制瓷器多为大众所需的日用品，它要求的是窑口出产整齐划一的标准产品，而独具个性的产品出窑后反而成为次品。到了现代，龙窑柴烧已经采用小规模的、私人作坊式的烧制，过去被视为残次品的瓷器因其独具个性、千姿百态反而成为了艺术作品，加之匠人的智慧和精心烧制，有些瓷器惊为天人、美轮美奂。

龙窑两侧开门（记者 周明佳/摄）

气烧和电烧能保持一个温度稳定的烧制环境，出来的产品比较稳定，成品率较高，标准化也高，所以它的经济价值反而并不高。柴烧的烧制成本高，但是依然拥有市场，还有人愿意去做。“这与龙窑烧制气氛的多样性、不可控有关，自然通风的方式，选用松木为燃料，火借风势，窑温可达1300度以上，能形成丰富落灰和滋润肥厚的釉层，且有很好氧化窑氛，烧制的器物色彩变化丰富，透气性好，材质稳定，且每件器物独一无二，产生了审美的趣味追求，有很好的收藏性和实用性”。

据记者调查了解，如今在云南，存在私人作坊的龙窑有烧制独具个性的龙窑，也有以烧制生活用品为主的龙窑。那么 ，哪些龙窑应该保存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龙窑肯定应该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是仅作为烧制生活用品的龙窑，存在的必要性不大，需要转型。有必要改成电烧气烧，因为你烧制的产品是要求标准化的。”戴宗品认为，因为是柴烧，有人说有污染，“但是这完全是可控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是要做出千姿百态的工艺品，凸显传统文化的魅力，保留这种小规模传统意义上的龙窑柴烧工艺还是有必要的，其有存在的价傎，特别是我们要追求一些艺术品味和独特性。”戴宗品说，目前在建水还有用于教学的柴烧实验窑，这也是有必要保存的。

“这种保护既是为了产品的需要，也是为了传承传统技艺的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应当给予鼓励，这也是云南重要的产业之一。”戴宗品说，据不完全估计，在云南陶瓷制造和销售方面，给10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单是建水就有2、3万人，当然，其中包括电烧和气烧的人数，柴窑烧制的手工业人数约占到三分之一。但是，云南的古代陶瓷窑口很丰富，且云南烧制瓷器的地方很多，但是对古陶瓷、古窑口的保护与利用力度还显不够。

龙窑开窑后取出烧制物品（记者 周明佳/摄 ）

窑火一燃，600年不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是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来的传统技艺。约在17世纪末，由于云南和内陆交通的改善，商业贸易日益频繁，景德镇瓷器大量进入云南，景德镇瓷器胎体洁白，种类丰富，可谓物美价廉，严重地冲击云南地方陶瓷业的发展。

虽然停烧了，但清代、民国以至解放后，云南某些地区仍然在烧造少量的青花瓷器，建水的窑火更是600年从未断绝，生生不息讲述着云南人民的幸福生活。

春城晚报-开屏新闻记者 熊波   除署名外部分图为供图

一审  邓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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