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生共融的地区，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孕育了特色鲜明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

采取文教治策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统治者的民族身份虽然不同，但面对纷繁复杂的边疆形势，均通过采取积极的边疆文教治策，来提升边疆社会对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在“文德绥怀”的文教治策佐衬下，培育以儒家文化为思想根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便成为中原王朝实施西南地区治理的要义，以推广儒学为核心的文教设置为边疆施治的主要手段，而由府州县学、书院、社学和义学构成的官学体系，则是中原王朝边疆施治手段的物化象征。官学体系服务于中原王朝“广教化，变土俗”的治边宗旨，其目的是培育边疆社会对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并以此增强边疆与内地命运与共的意识。这从精神层面促成了边疆社会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格局，形塑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历史记忆，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元王朝在西南地区云南边疆设置行省，并采取“比于内地”的治理模式，实施积极的文教治策，这一时期，形成了官学教育体系，这也是行政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云南边疆部族林立，离心势力炽盛且根深蒂固。元初，僧人舍利畏领导起义反抗蒙古贵族，这不但凸显了元初云南边疆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对元王朝实现疆域“大一统”的消极影响，还折射出元初云南边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巨大困境。基于此，为弥合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差异，营造“华夷无间”的边疆大治局面，地方官员在实践中极为推崇以儒家文化为思想根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涤濯异俗。作为宣扬官方意识形态的媒介的官学教育，便成为一种重要的施治手段，使儒家文化得以在云南深入传播，并获得了广泛认同。

中华文化认同感助力维护边疆安全和发展

明王朝平定云南边疆后，即参照内地模式构筑边疆的行政体系，首先设置布政司、府、州、县以治之，其后又诏令云南边疆各府、州、县兴举官学。朱元璋的政治意图十分明确，通过构筑完备的边疆文教体系，以期将西南社会纳入到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之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初的云南边疆并非一片乐土，先有已故元朝梁王残余势力的顽固抵抗，后有末代大理总管段世的分裂自辩。因此，云南边疆平定后，制定文教治策便成为朱元璋迫在眉睫的治边要务。在边疆社会培育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化认同，已然成为明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施治方略，为历任地方官员所遵循，“不以学校为急务者，有司之责也”亦成为边疆社会地方官绅阶层的共识，边疆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空前高涨。

清王朝在边疆治理谋划中遵循“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理念，说明在边疆文教政策上，十分重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检索《清实录》，未再发现“用夏变夷”之语，取而代之的则是“天下之民，皆吾赤子”“海内赤子，喁喁向风”。但就清王朝的云南边疆文教政策实质而言，仍未脱离元、明两朝孜孜追求的价值导向，即通过在边疆传播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化民成俗，使边疆各族民众知礼义、习孝悌，进而达成“大一统”的政治目的。儒家文化在边疆社会获得的广泛认同，稳定了云南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鸦片战争爆发后，边疆危机深重，云南边疆先后遭到英、法两国的觊觎。边疆社会已塑造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认同意识，这样的思想意识将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共同抵御列强侵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为维护边疆安全和国土完整作出了彪炳史册的杰出贡献。

清末至民国时期，云南先后爆发了一系列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主义运动，在云南边疆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主义热潮：保路运动声讨了英、法等西方列强强占滇省铁路修筑权的侵略行径和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丑恶嘴脸；“重九起义”直接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腐朽统治，声援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恢复了“共和制”，沉重打击了清朝遗老的复辟意图，巩固了辛亥革命成果。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又成为全国的战略后方和“民主堡垒”，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边疆社会各界与各族民众同全国人民共怀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流露出浓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蕴。这与元明清时期持续推行的、培育以儒家文化为思想根基的中华文化认同为主旨的边疆文教治策，和由此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着紧密关联。

我国的辽阔疆域由各民族共同开拓，悠久的历史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灿烂的文化为各民族共同创造，伟大的精神由各民族共同培育。在元明清三代的积极施治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社会深入传播，促进了各族民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形塑起云南边疆与中原王朝紧密的政治关系，奠定了边疆社会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格局，使云南边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的重要缩影之一。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在与中原王朝的博弈、互动中增强了对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夯实了边疆与内地共有的文化基础和历史记忆，并先后外化为明代中叶云南边疆各族民众家国情怀的深情流露和近代以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边疆安全的坚定信念。这些连贯的历史瞬间，不但客观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而且为当下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实践提供了历史的镜鉴。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云南大学2023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UbD理念视阈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证教学模式探索”（2023Y5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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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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