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方燕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未成年人由于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常常成为性侵犯罪的受害者。尤其是一些特殊职责人员，如监护人、教师等，本应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和健康，却利用其优势地位和信任关系实施性侵犯罪，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对此类案件，方燕代表建议应从重甚至顶格处罚，以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增强法律威慑力，遏制潜在犯罪行为，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方燕代表的建议正当其时，也戳中了社会的痛点。此前不久，广西百色某中学发生的性侵案引发广泛关注。据受害者家属的举报，该校教师唐某某在2017年至2020年，对符同学长期进行性侵和性骚扰，导致其在高中及上大学期间患上重度抑郁症，最终不堪重负自杀身亡。

这是一起极具代表性的校园性侵案，因其性质恶劣而被舆论聚焦。但正如俗话所说，当房间出现一只蟑螂的时候，说明已经有一窝了。事实上，更多发生在校园内的性侵案，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受害者家属考虑孩子年龄小、社会舆论压力大等，并不为人所知，加害人甚至逃脱了法律制裁。这对受害者和家属来说，相当于造成了双重伤害。

校园性侵案与社会上的同类犯罪相比，性质更为恶劣，主观恶性也更大。师生关系本身是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基于年龄、身份和认知差异，受害者往往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事后的法律维权成本也较高。此外，教师因其职业“滤镜”，犯罪行为往往更为隐蔽，甚至以“师生恋”等名义进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因此，加大对校园性侵案的法律打击力度刻不容缓。一方面，正如方燕代表所言，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特殊职责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实施性侵，造成的伤害更为严重。另一方面，现实中，出于地方形象和教育形象的考虑，一些地方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高举轻放，甚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纵容，也是校园性侵案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如果对某种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不足，容易让加害者产生侥幸心理，违背了刑责对等的法律精神。《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明确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基于这一法律原则，对校园性侵案从重甚至顶格处罚，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必然要求。

开屏新闻评论员 熊波

责任编辑 吕世成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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