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这大半年，浙江诸暨的周女士既悲伤又无助。2025年9月9日下午，她的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死，于9月20日抢救无效去世。周女士为父亲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未能成功，随后她提起上诉，一审、二审均被驳回，理由是“从发病到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6月1日《工人日报》）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条2003年出台的规定，初衷是善意的。当时，工伤认定需要证明疾病与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举证极为困难。立法者于是以“48小时”这一刚性时间节点替代因果证明，试图降低认定门槛，扩大保护范围。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医学技术早已能够借助呼吸机等设备，将脑死亡患者的心跳维持数周甚至数月，法律却依然固守心肺停止作为死亡标准。立法的善意，在现实中异化成了一把冰冷的剪刀，剪断的是亲情，留下的是无尽的争议。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48小时，究竟在保护谁？表面上看，它试图在劳动者、用人单位与社保基金之间寻求平衡。但实际上，工伤与非工伤的赔偿差距触目惊心：2026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约为113万元，而非工亡的丧葬费仅2个月工资，救济金最高也不过12个月工资。巨大的赔偿落差催生了道德风险——有的用人单位希望医院在48小时内“完成死亡”，也有家属在时限临近时被迫放弃抢救。一条本应守护劳动者的法律条款，反而在助长非道德行为，这与法律追求正义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

改革的方向已经逐渐清晰。其一，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的死亡标准。2019年，中华医学会已发布脑死亡判定规范，医学层面早已成熟，所缺的只是法律的确认。河南杨某案中，检察机关调取主观病历、组织专家会诊，认定其在48小时内已脑死亡，最终推翻原判。这说明技术层面完全可行。其二，弱化48小时的刚性，强化对“工作关联性”的实质审查。正如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所言：“48小时不应是绝对门槛，而应作为工伤推定的基准。”对于超时但确系工作诱发的情形，应转入实质审查，考察发病前的工作强度、岗位风险等因素。其三，将“过劳死”正式纳入视同工伤体系，借鉴日本以加班时长、夜班频率为核心指标的经验，让制度真正跟上时代步伐。

当然，改革不等于无限制扩大。脑死亡的判定机构必须严格限定资质，防止标准被滥用；实质审查也须制定明确规则，避免自由裁量权失控。说到底，关键要在遵守规则与司法能动之间找到平衡。

法律的温度，不该被一个冰冷的数字冻结。劳动者需要的不是一台计时器，而是一套能看见因果、尊重生命、与时俱进的制度。“48小时条款”该改了，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时代变了，法律不该站在原地。

作者 王琦

责任编辑 猫恩泊

责任校对 何丹

主编 武熙智

终审 编委 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