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9日 晴

延安的土是黄的。攥一把在手里，沉，厚，像攥着一段不会散去的岁月。

我们到延安那天，天蓝得没有一丝犹豫。

车快到纪念馆时，堵在了路上。导航显示，离纪念馆停止入馆只剩二十分钟，没人说话，司机师傅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把车靠边停下。

“跑吧”不知道谁先喊了一声。

车门一开，所有人冲了出去。团里年纪最大的六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出头，没有人掉队。天气很热，但没人停。跑过斑马线，跑过广场，跑过毛主席铜像，在闭馆前十分钟，冲进了纪念馆大门。

站在门口喘气的时候，丽江玉龙县的和耀忠扶着腰喘息着说：“很久没跑这么快了。”

我们一抬头，展厅就在眼前——从1935年到1948年，十三年，铺展在长长的走廊里。我站在大厅里，看着那群人的雕像，不禁在想，是什么能照亮一条路？这里，你大概能摸到一点轮廓——它不是口号，不是标语，是一个人明知道前方充满艰辛，还是迈出去的那一步。

洛婕驻足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展板前。她是省社会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做民族理论研究的。她忽然说了一句：“这些人知道前方是什么吗？”

停了一下，又自己答：“知道。但还是走了。”

赵九龄站在展示延安时期生产条件的展台前，轻声说：“条件这么差，靠什么撑过来的？”她是省财政厅的，和数字打了一辈子交道，太清楚“条件”意味着什么。但她自己回答了：“不靠条件。靠信念。”

信念不是条件好了才有的东西。恰恰相反，是条件最差的时候，它才显出形状来。

沿展厅往外走，经过一处复原的窑洞场景：一张木桌，一把椅子，一盏油灯。洛桑尼玛仔细看着复原场景里的黄土地面。他是省农业农村厅的，藏族。他说：“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土的颜色不一样，但感觉一样——能养人。”

徐达斌一直没怎么说话。他在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做了多年民族立法工作。在延安时期的“十个没有”展板前，他说：“树和人一样，根扎得深，风就吹不倒。”

我问他根扎在哪里。他想了想：“扎在‘对’这个字里。”

回到住处，晚上睡不着。脑子里反复出现那七个字：“这条路是对的。”

站在延安的土地上，这句话忽然有了具体样子。

我们这一趟，从普洱到延安，从誓词碑到宝塔山，一直在走一条路。不是地图上的路，是一条看不见的路。

信念就是这条路上的灯。

它从延安出发，穿过七十多年，走到云南的边疆村寨里，走到每个人的日常工作中。洛婕在讲台上走这条路。徐达斌在立法条文里走这条路。赵九龄在预算表里走这条路。江志晖在病房里走这条路。郝晓帆在讲解中走这条路……

今天，我们从云南来到延安，还是走的这条路。

离开延安，车窗外，宝塔山越来越远。

那座塔还站在那里。风来了不晃，雨来了不倒。不高，不壮，但稳。

像信念本身。

来源 民族时报记者 龙兴刚

责任编辑 马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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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武熙智

终审 编委 张大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