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湛江遂溪县一个月内曝出两起小学募捐争议：9月，某小学家委会以“实名接龙”方式组织家长捐款装空调，声称“完全自愿”；10月，北坡镇第二小学又发倡议书募捐18万元用于改造线路，要求捐款时备注班级、家长姓名及电话。

两起事件均被教育局叫停，相关款项被责令退还，但同类问题在同一县域短期内反复出现，说明“叫停—退款”的处置模式并未触及根源。

要理解逼捐何以屡禁不止，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家长为什么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仍然捐？这种现象为何反复发生？什么样的措施才能真正堵住缺口？

家长被迫捐款的机制，不在于学校说了什么，而在于捐款信息与孩子身份之间的绑定关系。遂溪两起事件的操作方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征：捐款可追溯到具体学生。北坡镇第二小学要求备注“班级、家长姓名及电话”，捐款记录与孩子一一对应；某小学家委会采用实名接龙，谁捐了、捐了多少在群内公开可见。在这种设计下，家长说“不”的成本被显著抬高，他们无法确信“不捐”不会带来隐性代价。

判断自愿是否成立，不能看倡议书是否写了“不强制”，而要看捐款者能否在无代价的情况下拒绝。当捐款记录可以与孩子的班级、姓名关联时，拒绝的代价就已经存在，“自愿”便失去了成立的前提。

用于改造老化线路的18万元资金缺口，这本属于公办学校办学条件保障范畴的支出，却以“爱心捐赠”之名向家长伸手。公共教育投入的缺口被习惯性地转嫁给家长，而问责的力度不足以遏制这种惯性。

两起事件的处理结果都是退款了事，未见对学校负责人或组织者的实质性追责。当违规成本趋近于零，而“缺钱找家长”的路径依赖持续存在时，禁令便只能起到事后纠偏的作用，无法形成事前威慑。

去年12月底，湖南常德芷兰实验学校设定“每人不少于1000元，用于学生早晚自习开支、学生相关支出及优秀师生奖励”的做法同样如此，教育局通报中虽有“对学校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的表述，但类似事件仍在各地以不同形式出现。

要真正杜绝这类现象，不能止于个案处置。公办学校的基础设施改造、设备运维等支出，应明确纳入财政预算并及时足额拨付，从源头上消除学校向家长伸手的动机。比如，遂溪县“花朵清凉接力计划”的资金来源本就不包含线路改造，那么计划本身的设计就存在缺陷，不能把缺口留给学校自行“化缘”。

同时，对变相强制捐款的处理不能止于退款，应追究发起者和决策者的责任，并将违规记录与学校考核、负责人评优挂钩。只有当发起逼捐的代价高于其试图“解决”的经费缺口时，禁令才有实际约束力。

自愿的本质是捐赠人有拒绝的权利。当家长因为孩子坐在那间教室里而不敢拒绝时，任何措辞上的“自愿”都是空谈。

叫停和退款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两件事：谁该为学校的改造费和优秀师生奖励付钱，以及让家长被迫掏钱的人该付出什么代价。这两件事不解决，下一次募捐只会换一个名目，出现在另一个家长群里。

开屏新闻评论员 李春丽

责任编辑 易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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