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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昆明,傍晚来得迟。七点过,天还亮着,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东门的油烟先升了起来。铁板嗞啦作响,炸洋芋的锅翻着金黄的泡,烧烤摊的炭火烧得正旺。学生们下了课,从校门涌出来,在蒸腾的热气里挑选今天的晚餐。
两年前,这条街上有一个东北大饭包的摊位。摊主孙丽英,黑龙江人,五十一岁,白天在出租屋里给学生做盒饭,晚上推着小车出摊。也是在这两年,离东门不远的巷子里开了一家渝大叔重庆小面馆,老板张峻瑜,重庆人,大专毕业,老板娘杨筱甜,云南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研究生。
两个灶台,一个从东北来,一个从重庆来,都因为“陪读”搬到了昆明。一个已经熄灭,主人回了东北;一个还燃着,并且打算一直燃下去。
远来起灶
孙丽英第一次在昆明的出租屋里炒菜,是2024年的春天。
出租屋的灶台不大,牛肉选最新鲜的,香菜一根根洗干净,手腕一转,锅里的食材哗啦翻涌,一盘香菜牛肉,一盘孜然牛肉新鲜出锅,装了十来个饭盒,用保温箱装好,骑上电动车往云南大学的东门去。
女儿在旁边拍照,发小红书。“我妈做的东北盒饭,有没有想吃的?”

这是她灶台的起点。而这个起点,要从七千多公里外的黑龙江说起。
女儿考来云大读研的时候,孙丽英坐不住了。女儿本科在哈尔滨,三四个小时火车,想回就回,她放得下心。云南不一样,距离家乡七千多公里,飞机直飞都要五六个小时。她一个东北农村妇女,没出过远门,网上一搜都说“云南乱”,心里越看越慌。
她的人生节奏,从来跟着女儿的学制走。因为村里学校的教学质量上不去,女儿九岁就离开农村去了县城读书。她把孩子送到了县城的小饭桌托管。初中到高中,她在县城租了房子,一陪就是七年。本科在哈尔滨,她咬咬牙放了四年手。研究生到了云南,她又动了陪读的念头。
“她一个小女孩,我不放心。”
女儿读了一阵子,打电话说南方菜吃不惯,甜不甜咸不咸的,宿舍住着也不得劲。孙丽英听完,当天收拾行李,租了房子,买了机票,直奔昆明来了。
来了才发现,昆明四季如春,根本不像网上说的那样。起初她听不懂云南话,觉得“说话跟外星人似的”,白天女儿上课去了,她就一个人守着空屋子,憋得慌。她在出租屋里转了几天,琢磨着得找点事干。卖菜?没有经验。打工?年龄大了没人要。她会的好像只有做饭。女儿看妈妈闲不住,便提议说:“妈,你做饭好吃,要不做盒饭试试,能赚点钱还能有事干,我可以发小红书多宣传宣传。”
一开始想做烤冷面,材料都进回来了,才发现东门没有摊位,烤冷面得现做现卖,一个铁板支在街边,没地方摆。那就做盒饭吧,在家做好了送到学校门口,不需要摊位,一个保温箱就行。

第一批十来盒,很快卖光了。女儿建了个微信群,顾客一个拉一个,群从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三个,最后三四个群,一千多人。主打香菜牛肉、孜然牛肉——这些在昆明吃不着的正宗东北口味。学生们吃了一次,就成了回头客。女儿也为母亲红火的生意骄傲;有母亲在身边,她在异乡更踏实自在。
“这帮孩子都挺认可的,哈哈哈哈……”她在电话里笑,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得意。
她的灶台就这样燃起来了。没有店面,没有招牌,只有一个保温箱、一辆电动车、三四个微信群。
而几乎是同一时期,两千公里外的重庆,一个叫张峻瑜的年轻人也在收拾行李——他的灶台,将在同一片大学城的另一个角落里点燃。
异乡熬煮
张峻瑜坐在出租屋里崩溃落泪的时候,来昆明还不到一个月。
身上只有以前攒的积蓄,找不到工作,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身边无亲无故。他在重庆跑过外卖、做过保安、推销过贷款,底层工作都试过,但收入一直不稳定。到了昆明才发现,没有高学历、没有专业技能,能选的只有销售、服务类岗位,月薪三千,连自己都养不活。
他不是没有退路。在重庆,他在自家面馆上班,月薪五千,吃住家里全包,挣的钱基本都用来玩乐。父母五十出头,面馆还能再干十多年,回去接手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他还是来了昆明,因为女友杨筱甜。
他和杨筱甜刚复合半年,她就要来云大读研了。异地恋容易分手,两人曾因异地分手过一次。杨筱甜到昆明后举目无亲,除了室友没有交心的人,研究生生活枯燥,压力大,经常打电话跟他说不开心。她主动提了一句:与其两地分开,不如你跟我走。张峻瑜没犹豫,收拾行李,第二天就来了。
“我的全部动力都是她。”张峻瑜说。
哭完之后,他做了个决定:“索性搏一把,开个面馆吧。”
张峻瑜是“面二代”,父母在重庆做了一辈子小面,他从小在后厨长大,揉面、煮面、打调料,闭着眼睛都能做。开店之前,他在大学城观察周边人流量,看其他店铺的经营状况,结合租金,把成本和利润算了又算。启动资金是父母给了一些,加上自己的存款,又跟朋友借了一些。

面馆开起来了,烧的是两个人的精力。
张峻瑜在后厨煮面、卤肉,闷头干活。店里的调料全部从重庆调料市场整车发货,只在本地采购云南花椒——麻味正,比从重庆运过来还便宜。牛肉每天从马金铺买新鲜现杀的黄牛肉,他说冻肉煮出来的味道不对,没有灵魂。
杨筱甜在前厅招呼客人,同时拍视频、剪片子、运营抖音账号。她本身是新闻传播专业的研究生,这些课堂上学的东西,全用在了面馆上。刚起步时压力不大——有经验,资金也解决了;但非常累。抖音账号意外爆火,生意越来越好,每天早起晚归,根本休息不了。
对杨筱甜来说,这是意外也是机遇。在她看来,做自媒体就是要制造热点和冲突,所以他们抖音账号简介第一句话就是“大专毕业后来云南陪女友读研/开面馆”。面对网络上的流言蜚语,杨筱甜看得十分通透:“明明就是互不相识,何必在乎陌生人说什么,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我别的也不会,就会做面。”当问及为什么选择开面馆而不是找份工作,张峻瑜想了想说。
抖音确实带来了客流,但张峻瑜心里清楚:“根本来说还是要味道正宗,服务好,干净卫生。一次性生意不好做,回头客才是根本。”
他的灶台就这样烧起来了。有店面,有招牌,有抖音账号,有稳定的流水。和孙丽英那个保温箱里的灶台不一样,他的灶台从一开始就是冲着“生意”去的——虽然最初的动机,和孙丽英一样,都是为了一个人。
火旺照人
两个灶台烧到最旺的时候,照到的就不只是一个人了。

孙丽英的群里,最多的是东北孩子。云南大学里东北学生不少,他们远离家乡,吃不到正宗的东北菜,有些学生一学期甚至一年都回不了一次家,因为放假机票贵,来回好几千,舍不得。
有个学生在东门摊位上吃大饭包,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下来了。“阿姨,是家的味道。”看到这一幕,孙丽英心酸酸的,眼泪也直跟着掉。“太远了,孩子都回不去。”她反复念叨这句话。
在云南民族大学附近支摊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叫肖小飞的女孩。小飞是东北人,一个人在昆明读书,第一次吃到孙丽英做的饭就愣了神——不是因为有多好吃,是那味道和家里实在是太像了。从那以后她几乎天天去,有时候买盒饭,有时候直接到出租屋里吃。一开始正常收钱,后来小飞去的次数多了,熟了,孙丽英就不肯收了:“都不容易,在外面见不着东北这口味,一年到头见不着妈妈。”
肖小飞也不认生,去得多了,就管孙丽英叫“干妈”。每到周末,她带着两三个同学过来,像回自己家一样,推门就进,坐下就吃。孙丽英给她们加菜盛汤,听她们讲学校里的事——考试压力大了、和室友闹别扭了、喜欢上哪个男生了。她一边切菜一边唠,唠到开心处哈哈大笑,唠到难过处就叹口气,开导几句。
肖小飞记得她的生日。去年生日,小飞买了个按摩枕送到出租屋——她知道阿姨颈椎不好。孙丽英攥在手里看了半天,嘴上说“这孩子,花这钱干啥”,手却始终没松开。“我也没寻思,随便提一嘴说生日,那孩子就记住了。”孙丽英在昆明没有亲戚,女儿学业忙也不能天天陪着,小飞和那帮孩子来的时候,屋子里才热闹起来,才有饭桌上的笑声。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有的孩子在学校有点啥事了,坐到那就跟我说,我就跟她唠一唠,开导她一下,就跟自己的妈妈似的。”
孩子们的反馈也直白。“阿姨,我爱吃”“阿姨贴心,像妈妈一样”……有的孩子收假了,还会特意绕到摊位上看孙丽英。
张峻瑜的面馆也烧到了最旺,客源里学生只占两三成,大部分是社会人士。重庆老乡会在刷到短视频后专程过来,一进门就说“终于能在昆明吃到正宗重庆小面了”。玉溪、安宁的客人开几个小时车或坐地铁,周末专程来打卡;还有途经昆明去大理的游客,提前联系门店,说“看了你们的视频,专门绕过来吃一碗”。
云大化学系有个重庆籍女研究生,是店里的常客,每次来都点豌杂面,“在昆明能吃到这口不容易,每次吃完都想给我妈打个电话”。周边商铺的老板也常来串门,陕西面馆的、沙县小吃的,忙的时候互相帮着端面,缺个葱、缺个蒜,喊一声就送过来了。
老顾客有时会带束鲜花、拎袋水果过来,放在柜台上就走。张峻瑜话不多,人家送东西他就嘿嘿笑,下次人家来吃面,他默默多加一勺肉。
两个灶台都旺,但旺的节奏不一样。一到放假,孙丽英的群就安静了,学生们回了东北,盒饭停了,摊位也不出了,出租屋里的灶台就跟着学制一起歇。张峻瑜的面馆不挑日子,学生放假了,重庆老乡还来,本地人还来,途经昆明的游客还来——杨筱甜明年毕业,面馆还在,他们甚至在考察新的门面,打算开分店。
两个灶台不是孤例。
陪读从来不是新鲜事。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显示,我国36.8%的家庭存在父母陪读现象,覆盖从小学到博士的全部阶段。陪读大规模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与高校扩招、住房商品化、国企改制等社会变迁交织并行。但大学阶段的陪读,长期被视为少数——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本科阶段陪读占8.4%,研究生阶段仅占1.2%。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周文指出,“校园陪读”现象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父母将自己嵌入子女的大学生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家庭关系形态”。
昆明呈贡大学城集合了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9所高校,在校生约15万至20万人。这片在农田上拔地而起的教育新城,远离主城区,学生的吃喝拉撒全靠周边自发生长的商业街和夜市。仕林街、第七街区……一个个美食街区在高校围墙外长出来,喂饱了十几万学生的胃口,也给那些放心不下的家长留了一个安身的缝隙。这些家长大多租住在学校周边的出租屋里,有的专门给孩子做饭,有的顺便做点小生意,餐饮几乎是他们的首选。孙丽英和张峻瑜,只是这根链条上的两簇火。
两簇火,烧法不同,结局也不同。
明灭之间
孙丽英的灶台,在2026年年中熄灭了。
累是真的累。五十一岁的人,白天做餐晚上出摊,中间就歇半个多小时,铁打的人也扛不住。“太累了,做餐时间太紧。”
但累不是全部的原因。女儿开学就研三了,“再有一年就毕业了,那早晚都得回东北,我就寻思着早点回来看看,早走还能早做准备。”
决定走是她自己的主意,走的时候才跟女儿说。女儿说:“随你心情,你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女儿从小独立,她也习惯了尊重女儿的选择,女儿也尊重她。
走之前,她把盒饭群和东门的摊位转给了另一个东北阿姨,让对方接着给孩子们做饭。群里一千多个孩子,摊位上的老顾客,就这样交了出去。交出去的时候她舍不得,也担心——“我还怕这个老乡做不好,这些孩子吃惯了,吃不好。”她做的时候一天卖七八百,接手的老乡一天只有四五百。

最后一次摆摊,女儿在群里说,阿姨明天不出摊了,有想吃的抓紧来。有的孩子连吃好几顿麻辣烫,“以后就吃不着这口味了”。孙丽英走的那天晚上,群里炸了锅,满屏都是“阿姨我舍不得你”,有人给她买花,有人发长段的告别消息。还有学生私发消息:“阿姨,我听说你要走,太舍不得了。”她看着满屏的消息,眼泪止不住地流。“心酸酸的,都要掉眼泪了。”
在昆明的最后几天,孙丽英在家收拾东西,收拾了两三天。东北老乡四家轮班请她吃饭,一家一家地送,一直送到机场。
回到东北,她没闲着。兄弟给她找了个儿童乐园的活,让她去干。她学了八九天,电脑里的会员系统、充值卡、年卡次卡,一样样往脑子里记,记了又忘,最终放弃了。
现在她在家打理麻将馆——家里开的,丈夫一个人忙不过来。她回去后轻松多了,“不用起早,不用那么累了。”弟弟又给她找了个工地食堂做饭的活,十二月份入职,做十多个人的大锅菜,“省心,人家老板把菜买回来,你就负责做就行”。
但她有一点后悔。“当时寻思为了轻快回来,在儿童乐园干活,没想到儿童乐园的活这么难干。要不然我在那块儿,做盒饭出摊也行,一个人我也能干。”
她还在那些群里,听到学生说还想吃她做的饭,她心里还是酸。
回到东北,她终于不用七点起床备料了。家里开着麻将馆,有人打麻将她就陪着玩,没人就休息。女儿和她视频,看她坐在麻将桌前,说:“哎呀妈,你终于能做自己开心的事了,是不?”
但开心归开心。肖小飞给她发过微信,说想吃干妈做的大饭包了。她回了个语音,说“傻孩子,以后来东北,干妈还给你做”。语音里有炒菜的声音,滋滋啦啦的——她在东北的厨房里,又点起了火,只是这火不再是为了一千多个学生,而是为了自己的日子。
如果再给孙丽英一次选择,她还会来昆明陪读吗?
“会。”她说,“我还想继续做盒饭。”
孙丽英的灶台熄灭的时候,张峻瑜和杨筱甜的面馆烧得正旺。
他们最初的计划和孙丽英没什么不同——陪读两年,等杨筱甜研究生毕业,就回重庆。张峻瑜在重庆有自家面馆,有父母,有熟悉的一切。昆明只是陪读路上的一站,到站了就该下车。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面馆的生意做起来了,自媒体的流量起来了,本地的客源稳定了。“我们把流量都做在了本地,周边居民都认识我们店,不管是老店还是开分店,本地客源能持续支撑营收,说到底核心是能挣钱。如果换一座城市,一切都要从零起步,成本和风险太高。”
张峻瑜算过一笔账,重庆餐饮内卷得厉害,价格、服务、装修全在拼,同质化严重,新店存活率低。昆明经营压力小很多,“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经济问题。只要能赚钱,去哪里生活我们都能接受。”

今年二月,他们领了证。面馆成了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既是生计,也是长期事业。
当然,“留下来”也不是绝对的。张峻瑜的嘴唇一直发乌,医生看了他的嘴唇说,这是缺氧,短期住三五年没关系,长期待在这会有生命危险。他们这才放弃了在昆明定居的想法。

但昆明的门店不会关。渝昆高铁通车后往返只需两个小时,成熟了之后可以定期过来巡查。明年开春,他们还打算考察门面,开分店。
昆明的傍晚又到了。
东门外的小吃街依旧热闹,夜市摊位依旧支起,只是那个做东北大饭包的阿姨不在了。她的摊位换了人,群也换了群主。接手摊位的东北阿姨做的口味和她差不多,但学生们还在慢慢适应。
几百米外的小面馆里,张峻瑜在后厨煮面,杨筱甜在前厅拍视频。一锅汤底咕嘟咕嘟冒着泡,红油辣子的香气顺着门缝钻出来。
千百年里,中国人的求学路上,从来不缺这样的灶台。孟母三迁,迁的是居住的地方,守的是孩子读书的心;今天的陪读妈妈跨省而来,守的是孩子的一日三餐。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那份心。
有人为爱而来,有人因食而活。
有人随学制离场,有人把烟火留下。
而所有的灶台,无论燃烧还是熄灭,都曾温暖过一个又一个异乡的夜晚。
灶火明灭之间,流年暗换,求学路远,烟火情长。
云报全媒体记者 吴沛钊 实习生 李典易 刘彦丹希
一审 周柯妤
责任编辑 何丹
责任校对 李鸿睿
主编 武熙智
终审 编委 张大升
滇公网安备5301120200105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