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滇风云|关山万里运京铜
开屏新闻2022-06-07 10:20

今年1月,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云南省“十四五”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制定了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十四五”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在加强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滇铜京运等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保护,扎实推进集中连片保护发展试点示范工作。

滇铜京运,史称“南铜北运”,始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终于宣统三年(1911年),前后历时185年,是关系清王朝财政金融兴衰成败的要政、大政。每年云南各府、州、县铜厂,完成额定的总计633.144万斤京铜,经由各地铜店集中,转运至东川铜店(东店)和寻甸铜店(寻店),途经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然后转入运河,经山东,渡黄河进入河北,最后由天津进入通州,直抵北京。其间,途经今天的11个省(区、市),贯穿大半个中国,水陆联运,跋涉万里,故称“关山万里运京铜”。滇铜京运以其运程遥远、道路艰险、运量巨大、运时漫长、动用人力物力庞大,运制完备、持续长久,影响深远,贡献巨大,创造了“今古奇观”,在云南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璀璨的篇章。

关山万里运京铜

纯铜建造的金殿 春城晚报记者 苏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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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铜丰饶】

朝廷在昆明设立官营铜店

清代沿袭明制,在京城的工部和户部分别设立宝源局和宝泉局,并在各省设立铸局。清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鼓铸“顺治通宝”铜钱。清前期的几代皇帝吸取元、明因开矿引起动乱的教训,一般都严厉禁止开矿。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迅猛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货币需求量随之剧增。因此,解决日益剧增的铸币所需的铜料,成为关系财政金融稳定而亟待解决的大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海禁开放,中国铸币用铜就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但好景不长,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日本德川幕府开始实行“锁国”政策,严禁船只出国,包括铜矿在内的各种矿产资源也严禁出口,清政府铸钱所需之铜只得转而依赖国内矿山。

云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铜矿储量丰富,“滇多矿而铜为巨擘”(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开采历史尤为久远,早在3200年前的商代晚期就已进行开采和冶炼,至明嘉靖年间所铸“嘉靖通宝”钱币则宣告滇铜铸币历史的开始。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奏《筹滇十疏》,提出以滇铜之丰饶,应“鼓铸宜广也”“矿硐宜开也”的理财之策,建议大力增设铜厂,广泛开采铜矿,得到朝廷采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朝廷在昆明设立官营铜店,为各省采购京铜创造了条件,初步形成了云南铜矿业采、供、购一条龙的体系。

与此同时,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到雍正八年(1730年),长达31年在东川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极大地推动了东川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东川铜矿业进一步兴旺发展。雍正四年(1726年),东川由四川划归云南,同时增开汤丹等厂,铜厂大旺。一向注重矿山建设与开采的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朝廷:滇省增开汤丹等厂以来,铜产量大幅增加,除了本省使用,每年有余铜200多万斤,官方无力采买,建议朝廷动用盐税余款收铜,再“转运至江南等省,令收买还项”。这一奏疏得到朝廷批准:“将滇省余铜,令该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以备湖北、湖南采办之用;以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以备江苏采办之用。”雍正五年(1727年),东川所产之铜外运汉口、镇江,然后转运北京,标志着滇铜京运正式开始。

乾隆三年(1738年),朝廷全面停止采办日本洋铜,更大规模的滇铜京运随即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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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滇至京】

运输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乾隆六年(1741年),清廷最终额定了云南每年运出京铜633.144万斤,分别运往寻甸、东川两个铜店,出境后转运北京,“自滇至京,长途万里”。滇铜京运的全过程,包括分运、递运和长运三个阶段。分运是指从各生产厂运送到收购和储存铜料的地点即铜店,递运是从各铜店依次运到四川泸州铜店的运程,长运是从泸州沿长江航道再转运河水道而达北京的过程。

云南负责京运铜的铜店为东川铜店和寻甸铜店。东川府所辖汤丹厂、大水沟厂、碌碌厂等铜厂,将京运铜由各厂经林家渡(今板河口下游)渡过小江,再经新厂、小江口、尖山沟、尾坪子、焦家坝、大村子、热水塘,渡以礼河进入东川铜店,或再由东川经待补、大水塘、功山至寻甸铜店。由东川铜店和寻甸铜店,分两条路线运往四川泸州铜店(泸店)。寻甸铜店路线:由寻甸取道宣威,经威宁、镇雄到泸州;东川铜店路线:大水沟厂、碌碌厂等铜厂的铜料沿播卡梁子运至小江口象鼻岭。

鉴于陆运成本较高,为节省运铜成本,乾隆五年(1740年),云贵总督张允随报请修浚金沙江为运铜水道,同时修整陆路。次年,水运开始。然而,金沙江滩险流急,巨石暗礁无数,运铜船只时有触礁沉船事故发生,铜料损失巨大,遂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停运。而后采取分段通航的方法进行水运,持续一段时间后,核算成本仍比陆运成本还高,于是,铜运上半程又改为陆路为主。

铜运改程后,铜料仍在象鼻岭集结,由马帮装驮,过小江,沿大湾子爬高家坪经云峰进娜姑达白雾,再由白雾至东川府城(今会泽县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巧家富绅刘汉鼎捐资修筑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古道起自小江口,终点为东川府城(今会泽县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道成,“较旧近二十余里”,此后,铜运马帮和民间往来均改行此道。京铜运至东川府城(今会泽县城)办理通关文牒后,即由会泽北上昭通,经大关、盐津豆沙关直达泸州总店。至今,会泽县娜姑境内仍留存有两段保存完好的铜运古道,一段为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另一段为云峰铜运古道,均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关山万里运京铜

石门坎小田坝村山崖上的运铜古道 会泽县文联供图

滇铜运到泸州后,陆运基本结束,开始水运。运铜船队从泸州起航,至扬州仪征市大运河口起驳,大船满载京铜扬帆北上,在通州上岸,到京城户部和工部交货。至此,一次完整的滇铜京运始告完成。通常情况下,东川府每年运铜4次,从泸州至北京水运路段,每次有8支船队,每支船队13艘大船,每艘大船运铜6万余斤。陆运则需马匹9000余匹次。每起京运的期限,大约为一年,交铜后,从京城返回云南的时间限定为99天,延误或超期都将受到相应的严厉处罚。据《云南铜政考》一书统计,滇铜京运陆路2200余里,水路8200余里,全长万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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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远】

为清王朝财政金融作出巨大贡献

清代东川乃至云南全省,铜矿生产占据了全国十分重要的位置,仅以乾隆、嘉庆时期来看,“云南作为全国的铜原料供应地,铜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5%”。滇铜京运保证了清廷铸币所需大量原料——铜料的供应,为支撑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固提供了有力保障,作出重大贡献。《清高宗实录》载:云贵总督爱必达奏称:“其汤丹、大碌等各厂二十四五两年,办铜二千六百余万两,共得课息银五十余万两。”随着滇铜京运的进行,清政府每年向东川府所征税银由300余两增加为50余万两甚至到乾隆中期的100万两,其增长之迅猛,对国家财政贡献之大,可见一斑。

滇铜京运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滇铜京运将云南与中央乃至全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云南在为稳固和促进清王朝财政金融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得以飞速发展,出现了“远人骛利纷沓至,运甓芟茅安井臼。顿令空谷成市廛,铃驮骈阗车毂走”的空前繁盛景象。

政治影响。由滇铜京运带动形成的农矿并举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催生了一些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尤以享有“万里京运第一城”美誉的东川府(今会泽县)为显著。兴旺的矿业和滇铜京运,推动了东川府由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为农矿并举的经济模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关山万里运京铜

会泽县文管所收藏的宝云铸钱局铜锭 会泽县文联供图

经济影响。滇铜京运直接促进了云南地区采铜、冶炼、鼓铸、加工等铜矿业的迅猛发展,进而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城镇的繁荣鼎盛。仅以东川府来看,年平均铜产量达800万至900万斤,最高产量为1400万斤。从铜厂人数来看,汤丹厂“厂民曾达10多万人”。人流、物流、资金流高度聚集,使得矿区成为一个需要大量聚集粮食、燃料、生产和生活物资的区域。

关山万里运京铜

会泽公园广场中央矗立着一个高达二十多米的大铜钱 汤东波 摄

文化影响。滇铜京运带来云南铜矿业的迅猛发展,引发了清代的移民浪潮,陕西、甘肃、安徽、江西、贵州、四川、湖广等10余个省份的富商大贾、贩夫走卒、矿工、工匠、民夫、文武官员云集于云南。云贵总督张允随曾于乾隆七年(1742年)和乾隆十一年(1746年)先后奏称:“外省游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数十万,皆赖开矿走厂度日。”“滇省……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滇铜京运带来多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构建起了云南多元和谐的文化格局。如今,素有“万里京运第一站”之誉的会泽白雾村尚存的会馆、文庙、清代四合院以及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三坊一照壁等诸多建筑样式,就是滇铜京运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交融、和谐共存的历史见证。

作者:刘鸿燕(作者单位: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文献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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