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文山州广南县在坝汪村的深山幽谷里建立了麻风病集中医治点。当时，没有名字的村子被用“那个村”指代，村里56户180余人中麻风病患者80余人。在那个“谈麻色变”的年代，聚集了大批麻风病人的“那个村”无疑是一个禁区。

当地村民始终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于是，1986年，当村里迎来第一位教师的时候，180余名村民在政府给自己的补贴中，集资了35元人民币，经过高温消毒后交到这位老师手里，为的就是留下他。这位老师也不负众望，直至今日仍旧坚守在落松地村，他就是农加贵。37年来，农加贵和村民们一刻也未停止努力，他们让孩子摆脱麻风，走出大山。

“那个村”有了一个好名字“落松地”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农加贵说，“当时，他们远远地看着我，这些家长没有一个是肢体健全的，有的跪着前行、有的手秃指缺、有的嘴巴歪斜。”

1986年9月1日，在四叔农春盛和医生农炳康的“护送”下，农加贵来到“那个村”成为一名代课教师。学校是一间20平米的隔离治疗室，简易的土坯房子，离村子还有3公里路程。

那天，8名身体残缺的家长带着12个孩子，或站或跪，在30米开外的地方，不敢走近，生怕自己的样子吓跑第一个愿意进村教书的老师。气氛凝固，村民和孩子不敢说话。农春盛大声地说，这就是你们村的老师，叫农加贵，以后就放心把孩子送到这里学习。

话音未落，村民们使劲地拍着没有手指、没有手掌的手，脸露出久违的笑容，面容扭曲。这样的场景让农加贵心生胆怯却又不敢离开，生怕自己亲手粉碎麻风村人的希望和梦想。

其实，第一次看见麻风病人的样子，农加贵只想掉头就跑。

“你要是走了，村里的孩子们怎么办呀？从来没有人愿意当他们的老师。”预料到农加贵可能会放弃，治疗点的医生急忙劝他。

去“麻风村”代课是恐惧的，农加贵同样胆怯、退缩。于是，四叔“护送”他到隔离区，让治疗点的医生详细介绍麻风病症状、医疗技术、麻风村患者治愈情况，以及怎样去预防传染，他紧绷的神经才得到稍微舒缓。

自此，农加贵留了下来，没有课本，农加贵就到处托人找来旧的课本；没有充足的试卷考试，农加贵就把题目抄在黑板上，让学生们一边抄一边做；没有老师愿意到这边监考，农加贵就又担起了监考老师的职责；没有学校接收四年级以上的“麻风村”小学的孩子，农加贵摸索出循环复式教学法，一鼓作气把孩子们教到小学毕业，一待就是36年。

农加贵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开始一步一步走近他们。他总想，病毒就藏在孩子们的衣服裤兜里，掉落在地板上、桌椅上、弥漫在空气之中，恐惧、煎熬，一秒钟都觉得无比漫长。下课铃声一响，便屏住呼吸、大步冲进隔离室擦拭酒精，喝一小口兑水的酒精，抚慰接近崩溃的内心。

每次回到教室，孩子们一个也不敢乱动，都乖乖地坐在原位，怯生生的担忧写在无助的脸庞上，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的眼神、担心的表情，农加贵便咬紧牙根，克服心魔，坚持一年又一年。

起初，农加贵也从只敢站在讲台上讲课，慢慢地敢走到每个孩子的课桌旁；从只敢远远地注视孩子们，到敢拉着他们的小手做游戏。在“麻风村”，他们是第一批接触老师的孩子，第一批与外界的人牵过手的孩子。他们僵硬的表情慢慢舒展，学会了笑，学会了交流。

1989年，这一批孩子完成了三年级学业，按当时的教育模式，他们应该到其他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可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大部分家长不同意、学校不接收。不服输的农加贵又跑了最后一家学校，对方说，不是不愿意接收，而是学校桌椅板凳不够，没办法。家长们听到后，连夜赶制了十套书桌凳子，让农加贵拉去，这时对方才一脸为难地说：“哎呀农老师，桌子不够只是借口，我们就是不愿意接收这些学生，其他家长会不高兴的。”

一番话把农加贵打醒了，没有一所学校会接收他的学生，农加贵默默地带着孩子们回村。三年的麻风村教学经历，农加贵是同样的孤独。开会，同事不敢靠近；吃席，亲朋不敢同桌；结婚，女方父母坚决反对。这样的特殊“待遇”成为一道鸿沟，横亘在“麻风村”与社会之间，因此，农加贵感同身受他们的孤独和不被接受的绝望。为此，农加贵决定把三年级办成六年级，把已经回家重复父母生活足迹的孩子们叫到学校继续上课。同一个班级里，往往坐着不同年段的孩子，上完三年级又上六年级，“复试教育”由此而生。

“一生中最难忘的那顿晚餐”

农加贵的第一届学生中，除了2名孩子中途转学，剩余的10名孩子全部凭借高出录取分数线的成绩被广南县第五中学录取。收到录取通知书当天，农加贵与村民围坐在一起，吃了第一顿饭，喝了第一顿酒。

碗筷是刚买回来的，全新。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特别是那碗刚炒出来的腊肉，油光透亮、香味逼人。这对于1992年尚属很困难的广南县农村，这顿饭菜已是招待贵客的标准。

村民们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农加贵，但不动筷，他们要等农加贵和农炳康这两位客人先动筷。村民们担心自己动过筷的食物，老师和医生不敢吃。

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他不敢动筷，只顾一个劲儿地喝酒。和皮肤病防治站的“医生”在一起混了6年，他知道饮食就是麻风病传染的途径之一。

农加贵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要答应留下吃饭呢？但愿上天保佑不要出意外，别染上病。”时隔25年后，农加贵说起1992年夏天那顿晚餐依旧记忆犹新，“我尽量不吃菜，尽量喝酒，因为之前医生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可以防麻风病。”

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当天，麻风村小学全部10个学生“小升初”考试成绩，最高的206分，孩子们用优异的成绩证明他们并不比别人差，哪怕只有一个老师、哪怕教学条件再简陋、哪怕基础再落后，他们仍不服输。这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且100%考上了中学。

农加贵作为一个外来人吃了这顿饭，村民感觉获得了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农加贵也因此获得了村民的极大好感，可以说拆除了横亘在村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心理篱笆。

也就在这一年，村里最后一个麻风病人痊愈，“麻风村”更名为落松地村，学校也从山脚下原是诊所的旧址移到了村内的新址。

“老师是一个结，将我和落松地村联系在一起”

“这是1995年我教一年级学生时用的语文和数学课本。”现在他的办公桌上依然可以看到两本泛黄的课本。那时，农加贵还只是一名代课教师，落松地小学也只是村民自办的一个教学点，学生们用的课本都是从坝汪完小找来的旧课本。

“这两本课本是一年级第一次用到新课本，发了14套，我和13个学生人手一套。当时我是用编织袋装扁担挑，从坝汪完小走一个小时山路挑回来的。”更令农加贵高兴的是，新课本的发放意味着落松地小学不再是村民自办的一个教学点，成为了村小，办学的经费有了保障，他和13名学生不用再四处找旧课本，不用再四处筹集教学经费。

到1998转为公办教师之前，十多年间农加贵的工资总共只有5040元。落松地的村民知道下一代要走出麻风村唯有读书，给了农加贵诸多的帮助，他们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种植玉米来给他喂养鸡鸭改善生活，“田地全部由村民帮助栽种收割。”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从1986年以来，已经三迁，“最早就是和‘医院’在一起，用的教室是‘医院’的一间屋子。后来搬离‘医院’，在距‘医院’约50米的一个小山包盖房，作为学校。再往后就直接与‘医院’彻底分开，直接从山谷谷口搬回到麻风村，在村子边建盖学校，这也就是今天的落松地小学所在地。”即使是今天的学校，在原校址上，校舍已经重建过。

几次学校校舍新建和迁移，都是麻风村村民举全村之力来参与建设的，“第一次到‘医院’旁边建新校舍，那是一个小山包，必须推平才能盖房子，我先是找了一个开推土机的朋友，全部事项都谈好了，但到要动工的那天，他因为害怕变卦了，没有办法，村长号召全村的成年人用人力来推掉那个小山包。”

村民有的赶牛来拉土，有的是三个人一组，两个人用绳子拉擀板（当地的农用工具），一个人使劲把擀板摁进土里，一趟一趟地硬拉，硬是用了1个星期，把小山包推平，然后村民动手，建起了两间教室。而在此之前，是村民自发集资了8000元用于建校。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是1999年迁入的，那时有两间平房，是村民们用石块垒起来的，房屋质量肯定不行，用到2002年，政府出资，才扒掉重建，学校小操场的地坪，也是村民出力平整后再用三合土打起来的，一些病人跪着用锅铲收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老师是一个结，紧紧地将我和落松地村联系在一起。”农加贵说。

上课之余，他成为了村里的电器维修员、夜校扫盲班教师、政策宣传员等。1998年，县教育局把农加贵调到离家更近，交通更方便的下坝小学，孩子们怕再也见不到老师，于是打着破烂的雨伞，披着用化肥袋子做成的雨衣，顶着倾盆大雨把农加贵老师送到下坝小学，哭声雨声，声声锥心，难以释怀的农加贵，第二个学期就主动申请回到学校、回到孩子身边。

由于这个村庄的特殊性，孩子送出去读书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必须自己办学。所以，当下“集中办学”的教育改革对于落松地小学来说，或许被迫只能是一个例外。

令人欣喜的事发生在2020年，落地松村小学迎来了一名教师，她叫朱丽丹。她的加入，补上了农加贵开不了的英语课。同时，朱丽丹还负责语文、道德与法治等科目的教学，农加贵则继续负责数学、科学两门科目。三年来，朱丽丹的专业、认真、负责，获得了学生和村民们的认可，落松地的故事，还在继续。

云迹青年融媒工作室出品

作者 普孟秋 周西杨 杨梓誉

责任编辑 猫恩泊

责任校对 易科彦

主编 严云

终审 编委 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