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八点十分，诉讼服务大厅的门刚被推开，她已经坐在“老党员调解室”门口那张椅子上。身形微胖，面色红润，一头浓密的短发间已见几缕银丝，却总带着温和笑意，整个人透着股踏实又敞亮的精气神。手边那个用了多年的保温杯，漆色磨得斑驳，却依然干干净净。

她翻开台历，一页页看过去——密密麻麻，全是安排：九点半劳务纠纷二次调解、十一点建材公司货款跟进、下午两点离婚案件再次协商……未结的案子，她都仔细标上星号，生怕漏了哪一个。
阳光斜照进来，落在她的肩头和发梢上，泛出一种温润的光。你说她是退休人员？可这节奏，比不少年轻人还紧。
李红玲，59岁，原腾冲市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庭法官，2021年正式退休。按理说，这个年纪该含饴弄孙、养花遛狗了。但她偏偏选了条“更累的路”——当起了特邀调解员。四年下来，她参与调解的案件累计达3273件，平均每年超过860起。成功率高不说，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也稳居前列，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

立案庭庭长尹楚云半开玩笑地说：“李嬢一个人，顶我们半个立案庭。”数据也作证：近年来诉前分流的案件中，近四成是由她主持或参与调解完成的。换句话说，每三起可能打官司的事儿，就有一桩被她在开庭前给“化”了。
她不靠威压，也不玩套路。很多人来时气鼓鼓的，拍桌子瞪眼都不稀奇，可在她面前坐不了十分钟，火气就慢慢往下落。“她能稳住人心。”尹楚云说，“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大道理，而是你一看她那眼神，就知道她是真想帮你。”
这话不假。三十多年的审判生涯，让她太清楚一件事：法律是刚的，人心却是软的。判决可以定分止争，但调解，更能把裂开的关系缝回去。正因如此，她在群众心里早就不只是个“调解员”，而是“信得过、靠得住、说得进话”的那个人。
每天她总是第一个到。问她为啥，她说：“早点来，心能静下来，把案子再捋一遍。”对她而言，调解从来不是机械地撮合双方，而是在一团乱麻里找那根最细却最关键的线头——也许是一句迟来的道歉，也许是孩子的一声“爸爸”，又或者，仅仅是一杯递过去的热水。
没有法槌，没有宣誓，只有她温和的声音、专注的眼神，还有那本写满笔记的台历。就在这么一间不起眼的小屋里，多少剑拔弩张的关系缓和了，多少濒临破裂的信任重新接上了。
她说：“法院是我待了一辈子的地方。人可以退休，心退不了。”

案子能调就不判  找那个“最大公约数”
李红玲的办公桌上没名牌，也没职务说明，只摆着一本厚厚的案件记录台历和几摞卷宗。她常说一句话：“办案就像煮饭，火候不到夹生，过猛则焦。”听上去像家常话，细品却有味道——很多事儿本不至于闹上法庭，缺的只是一个愿意坐下来好好说话的人。
2023年夏天，一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交到了她手上。原告杨某某做了微创手术，术中脊髓意外烧伤，术后胸部以下失去知觉，高位截瘫。家属悲愤交加，索赔227万，几次在立案窗口拍桌质问：“是不是要我们拖三年才管？”
接手后，她没急着组织调解。花了三天时间，一页一页翻病历，又找了三位临床医生反复确认：手术有没有过错？风险是否充分告知？一边抠法律条文，一边盘算另一件事：这家人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首次见患者妻子，是个阴雨天。女人一进门就哭：“我们不是要钱，是想让他能站起来走几步……”李红玲递上纸巾，没打断，就静静听着。等情绪平了些，才轻声开口：“我理解你们的痛。但现在最要紧的，是他先拿到治疗费，而不是耗在法庭上几年。”
转头面对医院，她语气平稳却不容回避：“手术有风险，我知道。但知情同意书签了吗？术前评估完整吗？这些都得说清楚。”一条条列出来，不绕弯子。
四个小时连续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医院赔偿153.9万元，一周内支付。

签字那天，患者妻子紧紧握住她的手：“我们都做好持久战准备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结果，真的太感谢您了。”
主治医师后来感慨：“要是早些遇见李老师，这事根本不至于闹到对簿公堂。”
这只是她处理过的千余个案件中的一个缩影。自2022年腾冲市司法局返聘以来，从买卖合同、建设工程，到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劳务争议，她几乎什么都接过。她说：“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牵连着真实的生活。”
如果说家事、医患类纠纷靠的是共情与倾听，那商事案件拼的就是专业与智慧。比如那起标的额超4000万元的混凝土采购合同纠纷，至今还在院里被人提起。
事情得追溯到2018年底，甲建设公司为工程项目与乙混凝土公司签了采购合同。两年后因市场变化重签。到2023年3月对账，甲公司欠款40023163.4元。催了好几次没动静，乙公司直接告上了法院。
案子一分到诉调对接中心，大家都捏了把汗。这么大一笔债务，一旦判决强制执行，后果可能是连锁反应：项目停工、工人工资发不出、供应商集体维权……
李红玲接了下来。她没急着拉双方坐下谈条件，而是先调取全部合同和送货单，组织财务一笔笔核账，把无争议和有争议的部分划清。然后，她踩着泥泞去了工地。
小雨淅沥，脚底下全是泥浆。她抬头望着还没封顶的大楼，项目负责人叹了口气：“这可是三百多户回迁安置房啊。要是真停了，老百姓去哪儿住？”
回到调解室，她对原告方说：“我能理解你们资金紧张，可如果账户冻结、工程烂尾，最后谁都拿不到钱。”
她提了个方案：先付三分之二，余款分十二期偿还，第三方提供履约担保。既保住了债权人的基本利益，又给了企业喘口气的机会。
谈判持续了将近两个月，好几次眼看就要崩。乙公司的销售经理刘经理回忆：“有一次，我们王总气得站起来要走。李法官没拦，反而把我们请出去，自己留下来跟对方单独谈。”
后来才知道，她是趁机讲清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影响。“她说，调解不是站队，而是找出路。”刘经理说。
最终协议签署那天，两家企业负责人握手言和。有人感叹：“这比开庭判决更便捷。”

她把中医那一套搬进了调解室
长期泡在调解一线，李红玲琢磨出一套自己的“土办法”——她叫它“中医调解三法”。
“第一是‘望闻问切’。”她解释，“就像中医看病要看气色、听声音、问症状、切脉象一样，调解也得观察神态、听诉求、问细节、抓焦点。”
2023年有起邻里纠纷，江某和邢某住房挨着，邢某建了新房后，江某觉得侵犯隐私，还犯了风俗禁忌，两家吵得不可开交。村委会、司法所前后调了七八次都没用。
李红玲注意到，江某说话时总不自觉往右看——那边墙上挂着祖辈的照片。她顺着这个点切入，耐心听他讲完那些藏在心底的话，才发现问题根本不在采光通风，而在当地“冲煞”之类的民俗观念。找准症结后，她联合村干部从文化角度疏导，终于让两人握手言和。
第二是“调和阴阳”。她认为，调解不是非黑即白，而要在各方利益间找平衡，像中医讲究阴阳协调一样，在法律框架内实现权利义务的动态均衡。

一起抚养权争夺案里，夫妻俩争得面红耳赤。她没直接谈谁带孩子，而是引导他们回忆孩子小时候的点滴。“聊着聊着，语气就软了。”她说，“开始不再想着‘赢’，而是真正为孩子考虑。”最后达成轮流抚养协议，孩子成长环境没受影响。
第三是“固本培元”。她强调：“调解不只是解决眼前矛盾，更要修复关系、消除对立情绪。”
2024年有对夫妻为女儿抚养权僵持不下。她没急着展开调解，而是先跟八岁的小女孩聊了半小时。“她说爸爸带她吃米线最快乐，但也舍不得妈妈讲睡前故事。”了解孩子的内心后，她提议共同抚养，让孩子离异后仍能感受双份爱。
“我们做的，”她说，“不只是决定孩子跟谁生活，更是确保他能健康快乐长大。”
大多数人以为调解就得坐在屋里谈条件。但在李红玲这儿，“调解室”没有边界。
有时是在立案大厅的藤编长椅上，有时是在法院以“火山”“热海”“和顺”命名的特色调解室里。她知道，有些话，在正式场合说不出口，必须让人感到安全，才肯敞开心扉。
2024年初，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来办离婚。男方坚持要抚养权，女方低头抹泪，孩子躲在妈妈身后一句话不说。原定调解才开始五分钟，气氛已经绷得像弦。
李红玲忽然说：“换个地方聊吧。”她带两人坐到大厅角落的藤椅上，从包里掏出彩笔递给小孩：“喜欢画画吗？帮奶奶画个小太阳好不好？”
孩子怯生生接过笔涂鸦起来。大人的情绪不知不觉松了下来。她轻轻问了一句：“你们当初为什么结婚？”一句话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两个小时后，这对夫妻决定暂缓离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她说：“有时候，换一把椅子，就能换一种结局。”

她教的不只是调解
在年轻干警眼里，李红玲是前辈，也是“不讲课的老师”。
猴桥法庭庭长朱云曾是她的书记员。她记得一起离婚案，夫妻俩育有一个脑瘫孩子，调解时都想“甩包袱”，互相推卸责任。
李红玲没急着下结论，也没搬法条。她一次次上门走访，看孩子吃饭、穿衣、睡觉的样子。分别跟夫妻深谈：“你们可以重新开始，但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他将来能不能感受到爱，取决于今天的你们。”
最终母亲获得抚养权，父亲承担较高抚养费并定期探望。协议不仅合法，更顾及了孩子的情感需求。
“那一刻我才明白，”朱云说，“调解的意义不在结案，而在唤醒责任与良知。李老师教会我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一颗柔软又坚定的心。”
立案庭副庭长余梅评价她：“她所授，非仅调案之术，更是待人之道。”
每周五下午，不管多忙，她都会抽出时间组织案例复盘会，点评新人办案得失。一次讨论抚养权案件时，她语重心长地说：“法律条文是清楚的，但孩子的感受藏在眼神里——你要看他躲谁、对谁笑、睡觉时往谁怀里靠。那是比任何证据都真实的答案。”

银发力量的背后是制度托底  案件数字之外是司法温度
鼓励退休法官“返岗”做调解，这种尝试在云南腾冲早已不是新闻。早在四年前，当地法院与司法局就悄悄动了心思：与其让这些懂法律、会说话、有威信的老法官彻底离开，不如换个身份，请他们继续站在一线。李红玲，就是最早响应号召的人之一。
3440件，年均860件——这些数字听起来惊人，但真正打动人的，是藏在数字背后的那些瞬间。
她还记得那位截瘫患者的妻子上个月发来的消息：现在在家做些手工活，孩子也顺利升入初中了。说起这个，她眼角微微泛起笑意。
调解室角落常年备着一次性纸杯和茶叶。“有些人一说就是半天，口干舌燥的，递杯水是最基本的尊重。”
有一次，一位老奶奶因儿子不赡养，在大厅里默默流泪。李红玲走过去挨着她坐下，轻声问：“阿姨，早饭吃了吗？”  就这么一句话，老人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每个人来调解，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她说，“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他们把故事讲完，然后一起找新的开始。”
如今，这套机制已在腾冲形成完整体系。选聘标准严苛，不唯能力，更重口碑；工作中既要调解，也要“传帮带”；每季度还有抽样评估，确保公正公平。
法院与司法局建立了常态化联动机制，信息共享、资源互补。“这是一种良性循环，”法院院长李承先总结，“老法官发挥余热，法院减轻负担，群众得到实惠。”
2024年秋天，一名农民工拿到被拖欠两年的工资后，特意从老家带来一大袋橘子，非要送给她：“李嬢嬢，这是我们那儿的特产，您一定收下。”她最后还是婉拒了。
还有那位医疗纠纷的家属，每年春节都会发来短信：“李嬢嬢新年好。”短短几个字，她知道，那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最让她动容的，是一起离婚案当事人发来的信息：“谢谢您让我们明白，就算要分开，也应该好好说话、体面告别。”
在这喧闹的诉讼大厅里，纠纷来了又走，矛盾起起伏伏。而她，就像庭院里那棵青松，春去秋来，始终伫立。不张扬，不退缩，默默撑起一片荫凉，陪着每一个需要被倾听的人，走过人生中一段段崎岖的路。

来源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通讯员  赵赢
一审    何晓宇
责编    柏立诚
责任校对    左学佳
主编    何晓宇
终审   编委    李荣